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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珍爱到收藏、由收藏变投资、投资变投机，无辜的红木被人为地折磨到疯狂。疯狂的红木市场又转而开始折磨各个环节的投资人，使得两年来看涨的行情在2008年第一季度继去年的严冬后又遇春寒。

　　近半年来的中国红木家具市场，上、中、下游各自为政又环环相扣的戏剧性变化中，暴涨暴跌的原材料行情顺流直下地影响了红木家具行业的稳定。

　　上游原材料价格滑落到几乎是高峰时的一半，而下游投资者又开始考虑下一波的炒作。又一个披着传统文化外衣的投机故事，远没有到结尾的时候。

　　伍氏兴隆家具的门市部里，一张用来当办公桌的明式桌上，并列着两个液晶显示屏，左边的电脑屏幕上挂着“伍氏兴隆”的论坛，销售人员或董事长伍炳亮本人不时地刷新着论坛上对红木市场的讨论。间或，他们浏览着各大红木网站的行情。右边屏幕所显示的几个实时动态画面，伍氏兴隆各处料场、各个出口和周边的街道的景象一览无余。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东台山人，伍炳亮看着红木家具制作在台山从无到有，从小变大，直到今天变成中国最主要的红木家具生产地。到今年，他已经介入这个行业29年。

　　“这么多年什么都经过了，80年代末的、1991年海湾战争、1996年台海风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美国科技股震荡。当时红木家具是外销，每次动荡都会对公司造成一定的影响。”在回答最近小叶紫檀价格从暴涨到暴跌对红木高仿古家具行业的影响时，伍炳亮先回顾了他入行29年来所经受的历次危机。

　　对于最近这次“紫檀泡沫破裂”，他说：影响并不很大。停了一下，伍炳亮又说：“媒体不应该打击消费者的信心，媒体应该保护中国传统家具这个好不容易才成长到今天的行业。”

　　之所以提到媒体，是因为有报道称，福建炒家的热钱进退造成了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三月份的紫檀泡沫破裂。

　　随着檀香紫檀原料的枯竭，印度小叶紫檀作为其最好的替代品，立刻为收藏与投资界所接受。小叶紫檀在2006年年底的价格为每吨18万元到20多万元。2007年之所以突然涨价，主要是印度在这一年加大了对华限制出口的力度。于是，小叶紫檀的高回报率马上受到各方面投资者的关注。商人们不惜冒着风险，通过不同途径，从印度购回的数量接近5000吨。

　　2007年8月间，广东市场的海南黄花梨从每吨50万元上涨到270万元，一年内价格涨了五倍多。最上等的木料被人为炒至每吨2000万元，相当于每克20元人民币。

　　印度紫檀也在涨价，2007年一年间，由每吨30万元涨到70～80万元，上等料高达每吨超过160多万元。

　　热钱不仅仅来自福建。一些香港和的木材商人，早就看好了的原材料需求量，在港台市场接近饱和时，更是大肆进入内地，形成整个红木家具产业上下游的投机，拉动价格大幅度变动。

　　浸淫红木行业甚久的伍炳亮说，2006年，做红木原材料生意的人突然增加了很多。除了原来就做木材生意的，还有那些以前从事五金、钢材、金融、房地产并且赚得大把银子的投资者，一股脑地转而投资红木原材料。

　　虚拟经济中的“眼球就是金钱”法则，活生生地发生在中国红木市场上。价格越是上涨，“关注”红木市场的人就越多，这种来自红木行业最上游的高回报，无形中加剧了投资形式的白热化。于是，在能够看到的资料中，从2007年11月开始，印度小叶紫檀每吨涨至人民币75万元，达到价格的顶点。

　　但是伍炳亮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说统货(不同等级混合放在一起的货物)的价位并没有这么高，统货是不能挑拣的，一般60万元一吨。如果想从中挑出上好的长板材，价格就要翻一倍。

　　这期间，伍氏兴隆曾以每吨165万元的价格，买进两吨上等的黄花梨。伍炳亮说，他跟对方谈了两三天，才谈下这个价格。2007年，中国黄花梨进口500吨，他拥有其中的20吨。

　　就在原材料涨价的2007年夏天，新浪房产请出这几年在京城舞动红木文化的元享利红木家具董事长兼总经理杨波和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副理事长张德祥，请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为广大网友解惑这场涨价风暴”。

　　5月30日，杨波在访谈中提到了发生在5月下旬的一些现象，他同样认为“材料涨价不是目前的生产厂家的需要或者是社会的需要，而是有一些做地产的、搞金融的都涉足在这个领域里面”，杨波进而说因为成本太高的缘故，“我昨天晚上得到消息，广东台山70%的企业都关门了，因为酸枝这两天涨得离谱”。

　　就在杨波的访谈公布一周之后的6月7日，“广东省台山市红木古典家具商会”做出强烈反应。该商会发出三项声明称：

　　在第二项中，该商会称对于70%厂家关门的说法“深感遗憾”，同时怀疑其言论的动机。声明说，“从该行为的后果来看，有可能对台山古典贵重木业家具企业在全国的生产及销售市场造成恶劣影响”，因此，“不排除采用法律手段维护本商会会员的权益”。

　　在这份声明发出9个月后的2008年3月，身为台山市大江镇古典家具商会会长的伍炳亮仍然坚称：“的确没有七成企业关门的情况，只是有些小型的企业，看到做木材生意比家具生意利润更高、回报更快，转行了。”

　　但好日子并不长远。伍炳亮说，两年中原材料价格涨了5倍，成品家具价格成了3倍。制作和销售厂商成本激增，不得不减少小叶紫檀的使用。

　　而原材料还囤积在那里。时间的流逝对于很多人而言，就是钟表的滴答声，对于商人们而言，却是银行期限的如约而制。大量囤积小叶紫檀的木材商开始抛货还款，其结果就是2007年底开始的原材料降价，这一降价风潮又由于生产厂家的转产所导致的销路不畅而俞演俞烈，到2008年3月，小叶紫檀的价格降到每吨40万元左右，比最高价位时骤然下降了30～40%。犹如当下中国的，价格瞬间遭到腰斩。

　　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来说，红木原材料市场的风云变幻，还没有深刻的影响到他们。相反，他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是红木家具价格的节节攀升，以及，人们越来越浓厚的红木情结。

　　在2005年8月北京翰海秋拍会上，国内家具拍卖的最高价被一只清初黄花梨雕云龙纹四件柜以1100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刷新。

　　到了2006年的“国际私人物品展”，元亨利古典家具在现场卖出了上千万元的家具，且与外国买家签约成交意向1.1亿元。

　　一年后的2007年11月北京保利中国艺术品夜场拍卖会中，清乾隆紫檀方角大四件柜以2800万元的价格刷新了翰海两年前创造的中国家具拍卖的世界纪录。

　　在各种“红木家具收藏”访谈和讲座中，“投资性消费”成为核心主题词。这种投资中是否也有类似上游原材料坐地转手的投机行为，中山市一位红木行业资深人士直言不讳：“看一下这两年哪些机构吃进得多就知道了，那些在原材料逐渐涨价时收藏过多的人，总得炒作一下、找个机会把吃进的货转嫁出去。”

　　在中国近20年来的一些非常态商业行为中，从兰花到普洱茶、从邮市到楼市、从钢筯到红木，无一不被人们指为炒作。

　　至于炒作的方式，这位行家总结为：“不外乎是用文化包装和对材质的过分强调，以炒作误导消费者，用不理性的消费把这个市场搞乱。”

　　他顿了一下，下决心似地说：“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中国最优美的家具艺术变成奢侈品和贿赂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由于媒体的放大作用，红木市场行情涨跌正逐步从业内话题转变为公共话题。有持币者开始观望，但也还是有真正的红木爱好者正在大胆购进。

　　这一天是3月31日，台山市的天气预报有“阵雨”，但在大江镇，有几阵雨大得“下猫下狗”。令伍炳亮高兴的是，雨尽管大，却还是挡不住有几拔客人来他的店里看货。晚上7点半，他收到了一笔数万元的现金订金，在徒手熟练地画出一个明式桌的草图后，他和客人顺利地签下了合同。

　　4月1日是愚人节，在北京元亨利的古典家具专卖店里，正以厂庆周年的名义进行促销，任何消费者都可以享受到贵宾折，条件是不开，一个月内交全款。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中国的经济生活里，市长是一只时隐时现的手。中国红木市场风涌云起，这里面自然少不了一个角色：地方政府。

　　2007年夏天，素有“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的福建省仙游市，于7月28日至31日在位于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号的国贸，举办了一场“福建省仙游古典工艺家具精品(北京)展览会”。同期，仙游县在北京还举办了“仙游县投资政策说明暨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产业化发展高峰论坛”。

　　关于这次展会的报道，今天还能看到相关文字记载。但在《解放日报》2007年8月3日第11版消费市场家具专版上的两则报道，最值得关注。

　　署名为“仙游县人民政府供稿”的《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仙游》中称“2006年，全县古典家具产值达20亿多元”，同一篇文章中还指出：仙游生产的古典工艺家具约占国内市场份额的六成以上，已经成为北京“红木第一楼”、“元享利”等著名家具公司的主要供货基地。

　　这篇报道的左侧署名“仙游工艺办供稿”的《“仙作”古典工艺家具正在仙游崛起》中称“去年(即2006年，记者注)全县木雕和古典家具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2亿多元，利税近2亿元”。

　　这种政府出面搭台发展区域经济的大戏，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层出不穷。仙游县各级政府对本地特色产业的宣传和力度，在2007年的北京，无疑对红木家具行业起到了热推的作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在看到这两则报道时，注意到了该县2007年“古典家具总产值”与“木雕和古典家具”“销售收入”之间的差距，并指出这一差距将促使仙游古典家具业和政府一道，不断努力去启动各方面的市场。

　　事实上，从2005年起仙游县政府就组织本县40家左右红木家具生产厂商，参加过2005中国(中山)国际红木古典家具展览会。2006年底，这个县获得“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的称号后，在北京三里屯、王府井、亚运村等繁华地区，迅速出现了600处仙游工艺品展厅。一篇报道中说：“这些工艺师们大都是来自仙游榜头、度尾等地的农村党员，他们把仙游古典工艺家具品牌叫响北京城。”

　　像仙游这样，由政府出面助推当地产业的例子并不是少数。在中国的另两个红木家具产业区，广东省的中山市和台山市，市、镇各级行政机构同样为发展当地的支柱型产业——红木家具产业，组织过各种全国性和地区性的研讨会。为了解决红木资源紧缺的问题，中山市大涌镇还曾组织本镇企业家到西非考察木材资源。

　　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哪一级或者那一个政府和红木泡沫有直接关系，但是，政府总是从生产流通环节到最终实现规模效益这一过程的重要推手。

　　中山市歧涌公路上进入大涌镇的牌坊脚踩两个镇，面北是沙溪镇、面南是大涌镇。大涌的地界上遍布四、五层以上的红木家具厂商，有的一楼是门市，二楼以上是生产车间，有的直接在一楼建成三间8米长的标准生产车间，这里土地价格已经由2005年的每亩40万元上升到2008年初的60万元。

　　沙溪镇靠近大涌的地方，也开始聚笼了小型的红木厂商。中山市红木家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工程师曹新民说，他是眼看着沙溪一天一个样地向大涌靠笼过来的。

　　“以前大涌两街也是这样的铁皮房。”曹新民指着牌坊北边沙溪境内的一排铁皮卷闸门说，“今天没有6、7百万资金，就进入不了现代红木家具的门槛了。这边的地价又贵，所以新的商家只能开在沙溪临近大涌的地段。”

　　由于镇政府强调产业升级，大涌镇上已经没有了小型红木企业。2001年大涌镇被列为“广东省红木家具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镇政府要求杜绝“大路货”，大中型的厂家和商家，抵御市场波动的能力会强大一些。

　　在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第一季度的红木价格波动中，大涌镇也遭遇到原材料涨跌带来的被动，但是曹新民说，这些年，大涌红木家具行业的利润每年都在以20%到30%的幅度上升。“原材料进价长了，人工也在长，所以价格有相应涨幅”。大涌镇镇长文卫戈说自2003年被命名为“中国红木家具专业镇”，红木家具的税收占据该镇总税收的比例，一路逼近10%。2007年，这个数字被突破。

　　不同于台山市大江镇的仿古家具，中山市大涌镇以现代红木家具产销为主。现代红木家具在选材上不苛求“黄花梨”和“小叶紫檀”，多为被称为老红木的“红酸枝”。在工艺上现代红木家具继承明清古典家具传统造型，兼吸收西方家具的特点，比如，吸收沙发的柔软舒适的特点，并且采用小至电脑雕刻、镂空，大到电脑温控的木材干燥房这样具有现代科技成分的方法来生产。

　　大涌镇在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第一季度红木原材料风波中，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这与该镇的“现代红木家具”生产方向和由此带来的原材料相对充分不无关系。

　　“现代红木家具”属于中高档次家具，它的原材料红酸枝以及非洲红木的市场供应相对广阔。同时，中国国内市场中，中高档硬木家具的用户，也多于处在金字塔尖的仿古家具用户。

　　非洲红木因为资源丰富，2007年的涨价幅度是30%左右亚星游戏网址，往年的涨幅是20%。卫文戈说，船运费用逐年在增高，西非国家对于投资开发的进入门槛也在提高。开发成本的提高中还包括近路林地已被伐光，现在采伐的区域都是要开车一两天才能到达的森林深处。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了非洲红木的价格每年都要上涨20%～30%。

　　现代红木家具所选用的树种，使得大涌这一“中国红木家具专业镇”有了原材料的保障，但是大涌所选用的非洲红木也在行业内引起一些争论。

　　以黄花梨、小叶紫檀为生产原料的伍炳亮告诉《新世纪周刊》，2007年10月他参加了在中山大涌镇召开的“深色名贵硬木家具标准修订讨论会”，会上他对于“名贵”二字提出了异议。伍炳亮认为，50万、60万一吨的小叶紫檀是“名贵”木材，1万元一吨的非洲红木也叫“名贵木材”，这种大落差的价位，不能准确界定什么才是真正的“名贵”。

　　因此，他对于中国家具协会传统家具专业委员会、中山市红木家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深色名贵硬木标准”起草小组起草的标准持反对意见。“但是，我是少数，古典家具行业的人本来就没有现代红木家具的从业者多，我的反对意见最后没有被通过。”伍炳亮说。

　　而曹新民则认为非洲红木是世界上最好的红木之一，为什么不能用这种丰富的资源造出最好的中国红木家具呢？为什么一定要苛求非使用濒绝迹的黄花梨和小叶紫檀不可呢？

　　在大涌，家具产业的链条中除了家具生产厂家、经销商、还有个人投资的专业介(左边加金字旁)木厂、木材烘干厂。介(左边金字旁)木厂里的专业码头设备龙门吊车省去了高人工成本的肩背手扛，电脑控制的烘干厂房自动地打印着各种数据。

　　在古典家具行业强调自己是纯手工精雕细作的同时，现代红木家具已利用电脑完成了设计和雕琢，电脑的普遍使用在大大提高制作效率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劳动成本。但在从事古典家具生产的厂家，这种操作方式，被认为是不纯正的，会影响韵味和品质，因而，是不被认可的。

　　价格显示了他们的分歧。一套越南黄花梨制成的古典家具明式太师椅报价在20万元左右，而一套现代红木家具中的非洲红木太师椅报价为7500元。

　　尽管古典家具与现代红木家具在消费者区分上分野清晰，但是同一行业的这两种发展模式，却在用材和流派上，存在着利益之争。

　　作为传统家具专业镇的明星企业，“伍氏兴隆明式艺术家具”在经历了原材料的暴跌后还在继续生产，但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伍炳亮说，即便他在2007年“求人家”进了两吨多越南黄花梨，“人家还要180万”。但是从现在起再过两个月，也要用完了，他进而介绍到：“2007年全国的越南黄花梨的进量不会超过500吨”。

　　在伍炳亮的门店里，几面墙上均贴有粉红色的“敬告”。告示的签署日期是2007年10月25日，当时原材料进价正处在由高而下的转折点上，一些古典家具厂家正因不堪成本的陡升而转行或毁约退单。

　　告示说：“由于近年来客户定制家具数量急剧增多，我公司家具按照传统工艺精工细作，制作周期较长，工厂制作进度暂时无法满足客户的定制家具需求量，为保障每件家具的产品质量，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8月期间，暂缓接定单。真诚欢迎各位朋友们亲临北京展场、深圳展场、台山总部，参观选购家具现货。”

　　从这份告示上看，作为大江镇的龙头企业伍氏兴隆还在本行业骑虎难下之时精工细作，他们没有毁约和退单，但是在那个红木价格转折的关键点上，还是做出了为期10个月的“暂缓接定单”的决定。无论在这10个月里，上游材料市场和下游客户市场将有怎样的转机，他们都可以得到缓冲和调整。

　　成堆的黑红色红酸枝沉静地浸在台山四月的雨水里，但它们却不是伍炳亮最想要的越南黄花梨，用他的话说，从现在起越黄还只够用两个月。

　　而对于公认的越来越少的黄花梨和小叶紫檀家具，尽管消费者少，但“明式和清式家具因为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现在很多地产商、影视明星经常光顾，而且在他们的圈里也是相互介绍，不怕没有销路。”

　　大江镇一些传统家具厂商面临的窘境，也直接影响到台山市的另一项与木材有关的行业。作为中国古典家具生产基地的大江镇，同时以高档红木筷子闻名于世。

　　大江镇一位木筷从业人员告诉《新世纪周刊》，两年前高仿古红木家具市场最火爆时，这里的高档紫檀筷子批发价为200元一副，如果是镶了金或者银，批发价能达到400元。这些高档工艺木筷批发给深圳的商户，再由深圳流转全国。

　　随着2007年红木原材料价格的爆涨和年底所遭遇的寒冬，在一些生产高档紫檀的家具厂转产后，靠紫檀边料生产高档筷子的厂家，也因为没有了边料来源，不得不转行生产1元钱10双的普通木筷。

　　“黄铜和黄金都是黄的，它们是同一种物质吗？粉丝也能混充鱼翅吗？”伍炳亮指着自己左手上的戒指：“玻璃也能混充钻石吗？”尽管打了这么多对比鲜明的比喻，伍炳亮还是说自己并非唯“材”是论。

　　“仿古家具第一是神、第二是艺、第三是材、第四是韵。我把材排在第三位，在黄花梨和小叶紫檀真正绝迹以后我也会选用上等非洲红木来制作高仿古的明清家具，把中国传统家具制作中的精工技艺和神韵传下去。”伍炳亮说，但他仍会把

　　伍氏兴隆家具的门市的里，收藏着一块两尺见方、自然发酵40多年前的普洱茶。尽管伍炳亮一再亮明自己的观点——这种观点也完整地出现在他的《仿古家具市场将迎来“温暖的春天”》一文中，他坚持认为收藏濒临绝迹的黄花梨、小叶紫檀家具与10年前轰轰烈烈地炒作普洱茶不是一种概念，他说普洱茶的策划是在炒作普洱这个产地，而黄花梨和小叶紫檀的珍贵在于它们几百年才能成材的漫长时间。

　　坚持“有人在利用黄花梨和小叶紫檀的稀缺性进行炒作”的观点指出，提升普洱茶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收藏时间，“干仓普洱”在自然发酵的环境中收藏时间越久其价格就越高，因为50年前的茶、甚至30年前茶很快要被人喝光了。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红木中的濒危品种海南黄花梨和印度小叶紫檀的收藏中。

　　学名降香黄檀，黄花梨为明清硬木家具的主要用材，以心材呈黄褐色者为好。黄花梨木色金黄而温润，心材颜色呈红褐色或深褐色，有犀角质感。其纹理行云流水、色泽不静不喧者，被视作上乘佳品。

　　其木质坚硬、细腻，可沉于水，且光泽耐久，淳厚含蓄。明清两代，老红木与小叶紫檀、黄花梨并称为宫廷用“三大贡木”。

　　用于条案、条桌的制作。这种制作可以防止桌案因年久而松动摇摆，压力越大越牢固，同时桌案的表面不露榫头，受力均匀而美观。

　　常用于圆形和弧形，圈椅、圆桌、几等家具的扶手及饰边，此种榫卯呈圆柱形，两边半圆交搭，并有阴阳榫头互插以更加结实、稳固。

　　因与粽子形状相似而得名。多用于桌子、书架、柜子。三根木材相交于一点，要求尺寸精确，必须严丝合缝地咬合，堪称精巧至极。

　　顾面思义，它常用于器物的肩部，也常用于有腰家具的束腰处等。这种作法尽管费事，但却是最理想的结构组合，所有物件拼装完后再上牙板做装饰。

　　广州地区制作的家具广作家具。使用东南亚及中国两广地区名贵木材，在清中期以后，异军突起，成为清式家具最著名的产地，声望与影响超过了苏作。特点是用料粗壮、造型厚重、气度豪华气派。结构、造型和装饰上，受西方建筑装饰风格影响较大，多为中西合璧之作，同时，广作家具中的镶嵌技艺独领。

　　江浙一带制作的家具。苏作家具是明式家具的发源地，明代苏作家具格调大方、简练，造型优美，线条流畅，比例适度，精于用材。苏作家具技术要求高，费工费时，但都能作到天衣无缝，保持美观。清代以后，苏式家具也相富丽豪华方面转变，但逐渐被广式家具超越。

　　京作是指宫廷作坊以紫檀、黄花梨和红木等硬木在北京制造的家具。特点是不惜工本、装饰华丽，镶嵌金银、玉、象牙、珐琅、百宝镶嵌等珍贵材料，非其他家具制造可比，京作家具气派豪华，重奢侈而轻实用。

　　明代是中国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明式家具的设计受到当时文人的影响，呈现出精、巧、简、雅的特点。选材为黄花梨一类的精良木料，制作精巧，造型简练，风格素雅。明式家具的造型结构十分重视与厅堂建筑相配套，线条组合给人疏朗空灵的艺术效果。

　　与清新素雅、简练概括的明式家具相比，清式家具繁复奢华并将明式的榫卯工艺发展到更完善的地位。价值取向为厚重、豪华。清式家具以富丽堂皇和豪华稳重为标准，为达这一目的，匠师利用各种手段，采用多种材料、多种形式，巧妙地装饰在家具上。

　　在中国，红木的粉丝史可以追溯到明朝。但是五百多年来，能够对红木门儿清的中国人并不多。这种对红木近乎无知的追捧，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有加剧的趋势。。

　　不懂，就蕴藏了危机。北京市工商局和北京市消费者协2007年8月发布的消费者投诉分析显示，在8月份一个月内，受理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红木家具类投诉103件。这个数字占日用百货类投诉的21.73%，比2006年同期增长3.55%。

　　现在，红木被分作八大类，共计33种。最上等的是印度小叶紫檀，而被俗称为巴花的古夷苏木，则几乎处于垫底的位置。

　　但这是专业人士的游戏。长期以来，红木一直是个笼统的概念。加之家具所承载的地域文化不同，各地各时期“红木”的概念也不尽相同。

　　广作家具偏爱红酸枝，但并不习惯叫它红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江浙一带的家具行业快速复苏，一切硬木家具都冠以“红木家具”之名，红酸枝、黄花梨、小叶紫檀也都被江浙商人统称为“红木”。

　　红木最严谨的概念是单指酸枝木。酸枝木又包括红酸枝、黑酸枝和白酸枝。在2007年红木被炒到最高价位时，红酸枝中的交趾黄檀每吨价格10万元，而差一些的才2万元。同为红木，价格却是天上地下。

　　1999年前，中国先后出台了《深色名贵硬木家具标准》和《红木标准》。前者是家具行业的产品标准，家具生产厂家和经销机构共同遵守；后者是针对木材流通行业而制定的。

　　有法不依。红木业在这一点上，更加突出了中国的另一个特色。北京市质量监督局说，不如实标注材料名称，或者同一件家具上混用多种材料，是投诉重要的原因。

　　2008年3月12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了由中山市红木家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起草的《深色名贵硬木家具标准》。虽然红木家具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亚星游戏app，但还是明确了什么才能称其为“深色名贵硬木”。“深色”二字，是指木材的边材(白色木质)与心材(红、黄、紫色的木质)有明显的色差。比如黄花梨，它在硬木中是颜色比较浅的，但它的边材与心材色差仍然很明显。

　　一位参与起草该标准的行业专家告诉《新世纪周刊》，这一标准所要求的“明示消费”对于企业要求强制实行，从颁布之日到2008年9月1日前是过渡期，9月1日起厂家与商家必须执行此规定。

　　事情似乎变得简单了一点。以后，消费者在购买红木家具时，可以通过以下几项来考察家具的品质：必须有固定的金属标志而非一揭即脱落的纸质商标，用电脑在家具背面雕刻该品牌LOGO，家具的销售标签一定要标明木材种类名称、树木名称的拉丁文、款式、件套数量、生产商以及经销商。

　　红木研究者曹新民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接到了一个来自安徽江苏交界处的电话，来电者向他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在苏皖交界处的大山里，发现了“小叶紫檀”，目测估算，如果变成木材的线吨。来电者想询问一下大涌镇要不要这些“材料”。

　　曹新民说，生长在中国苏皖边界，那就不能再叫做小叶紫檀了。小叶紫檀有着严格的界定，只有生长在印度。

　　他进而说，即便在长在同一座山上的小叶紫檀，山阳与山阴光照不同，不同的立地条件，都能导致同一棵树不同部位的密度的不同、弦向管口的直径也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同一株小叶紫檀可能这一段能达到红木标准，另一段就达不到红木标准。

　　海南黄花梨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即被国内红木专家断言已经绝迹，所幸在60年代有人发现了野生海黄，但不久便被限制带出海南省。各种传说中宽几十厘米高两三米的板材，都不可能是正当渠道带出海南岛。海南林业局木材管理总站的执法人员明确表示，目前所有海南黄花梨交易，在严格意义上都属非法。

　　现在，越南黄花梨快被采伐光了。越南政府也在打击国内的盗砍盗伐者。2007年黄花梨被炒至高峰时，有位名叫阿对(音)的老挝木材商找到伍炳亮，称自己有途径找到越黄。越黄生长在老挝和越南交界的山上，阿对说他的人能够开车向山里行进100多公里，再步行30公里去寻找国界上的黄花梨木。在老挝，有这样一批人在丛林中寻觅，由于气候炎热、环境恶劣，有些人就死在寻找和运输黄花梨木的途中。

　　非法交易黄花梨有时在尼泊尔境内进行，伍炳亮说，在尼泊尔价格能够稍微便宜一点，但是他从来不敢进行那种非法交易。

　　于是，一个替代品登陆中国，冲击本已经不清静的中国红木市场。一吨非洲紫檀的价格是一万元左右，仅是同等重量印度小叶紫檀价格的1/50。在大涌镇，非洲红木的价格也在以每年20%到30%的幅度递增。

　　但是各国都对木材贸易都有着严格的限制，木材出口国对本国的滥砍滥伐以及所带来的水土流失、温室效应倍加警惕，甚至有着严厉的法律制裁。因此，木材进口并不是解决中国红木资源匮乏的根本出路。

　　聪明的中国人想到了另一个方案：人工种植黄花梨。福建漳州的种植面积，今年将达到两万亩以上。广东中山也试种了海南黄花梨，20世纪80年代种植的海黄，现在最粗的胸径已有30厘米左右。它们身上都挂着一个标明学名的小牌子：绛香黄檀。

　　北京林业大学林作新教授说：“黄花梨木分公母，公株材心纤细，而母株材心较粗。对于母株来说，材心占木材直径的70%左右”。在林业科技人员的眼中，人工林只要管理得当、光照充分、科学施肥，30年成材是可以期待的。

　　围绕这些30厘米胸径的黄花梨，一些坚持物以稀为贵观念的商家和投资者认为，这种黄花梨，其深色的心材只有鸡蛋粗细，更有甚者，认为材心只有牙签那么纤细，长到成材，至少得几百年或上千年。而且人工种植虽能在将来缓解资源短缺，但是它将会导致今天的收藏投资贬值。

　　中国家具协会传统家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宝光对此有些愤怒：“现在就是有这么一帮人，为了自己的心情不顾天下生灵的灭绝，非得要强调红木物以稀为贵！”

　　陈宝光认为，红木家具要持续发展，就不能盯着那四种稀罕木材不放，使用可持续利用的原料，才是长远之道。

　　对于那些为了收藏价值而要消灭人工种植黄花梨的或明或暗企图，林作新说，“这不是一个伟大国民和伟大的心态。”

　　在过去的几个月，关于紫檀价格的暴涨和暴跌，让一些红木家具收藏者的心情向过山车一样的起起落落。现在是收藏的一个旺季，CPI的价格变动，让许多人把目标投向了“收藏保值”，一批新的红木家具买家，就这样诞生了。按照历史的经验，这同时也是职业炒家活跃的季节，在过去的20年，他们的身影多次出现，并掀起一阵阵炒作狂潮，如君子兰、藏獒、邮票、普洱茶、和田玉。

　　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陈宝光，对于今天人们谈到红木家具就必然谈“小叶紫檀”、“黄花梨”感到非常不舒服。在他的眼中，红木家具是一种承载了历史文化的艺术品，也是实用品，但今天，买它的人并不都是喜欢它的人，“许多人盯着它的价格，就像看股票一样。”

　　红木是一个非常“中国”的概念，在树种的分类中，并没有一种或者一类树被称为红木。“只有变成家具后，它才能被称为红木，这是一个文化概念。” 陈宝光说。

　　很少有人能说清中国一年的红木家具产量有多少，实际上这个概念就很模糊。在陈宝光的眼中，“红木家具”是特指用中国传统家具工艺生产出来的一类产品，它当然包括哪些昂贵的珍稀木材加工的家具，也包括其他的种类。而在那些最的卖家眼中，所谓红木家具只包括4种最珍稀的木材，即黄花梨木、紫檀木、乌木和老鸡翅木做的家具，购买者根据它的原料稀罕程度和重量来衡量它的价值，这和玉石购买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陈宝光等传统文化捍卫者眼中看到的是“家具”，而“炒家”眼中看到的是“红木”，虽然他们都将之称为“红木家具”，但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红木”取代“家具”成为一个炒作概念之后，大量的热钱涌向这个不大的市场。在今天，红木的原料严重依赖印度和非洲，因此，这些地区的政策变动对红木家具价格影响极大。而炒家在上下游的介入和囤积居奇，放大了原料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北京是红木家具的最主要的销售城市，在2007年，红木家具的价格波动主要体现在北京和广东，而中国的另一个大城市上海波动幅度很小，充分显示了北京炒家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

　　首先是一小批人，一批拥有相当量资金，还不足以囤积石油那样的产品，但每人囤积个几百万或者几千万的东西还是没有问题的人，悄悄地进入一个资源独占性的领地，大量地囤积其中最好的产品。随后，他们可能用一年，也可能是更多一点的时间来包装概念，利用自己的身份公开南北呼应，热炒这个东西的稀缺性和收藏价值，掀动这个行业的超常发展。

　　然后，是一批商人，他们可能干什么的都有，迅速加入这个出场，淘这股风潮的第二手金。他们让这个行业呈现出遍地开花生机勃勃的场面，人们通常称为一个产业诞生了。

　　然后是那些家有余钱唯恐贬值的富裕阶层的介入，他们的介入往往都是被动和随机，他们的大量介入最终使整个炒作达到。

　　然后，这场戏的退幕也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最初的炒家将货物以及炒作的使命传给第二环节的众小商人们，商人们再卖给个体户和收藏者。市场的每个环节都充满了暴利，只要一直能寻找到足够多的新的参与者来支撑这个暴利，这个游戏就能继续进行下去。

　　而对整个环节推波助澜的炒手，人们习惯于称他们为某方面的“权威人士”。在今天，这样的“权威人士”充斥着每一个收藏品的角落，他们在电视上发言，在杂志上撰文，在网站上开博客，有时候他们甚至还亲自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输入他们的权威意见，“保值”、“稀缺”、“血统”，堪称他们的三宝。对于奢侈品和收藏，今天的中国人经验很少，所以他们的理论极其容易推销，出于等同的利益关系，在这个炒作风潮破灭之前，所有的知情人都不会出来反驳他的意见。

　　上世纪80年代末的兰花热潮，是炒手们的开山之作，其影响堪比荷兰历史上的郁金香风潮，也让人见识了中国人对于炒作的疯狂。最近两三年来普洱茶的炒作泡沫消退，给一些人敲响了警钟。过去的三四年里，关于普洱茶的热潮，给人们示范了一个完美炒作的全过程。

　　在普洱茶的炒作里，来自的炒家对普洱茶理论建设和输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在上世纪末进入昆明，囤积了大量陈茶，以至于当普洱真正热起来的时候，昆明茶市上再也买不到3年以上的陈茶。

　　然后，他们开始变成意见领袖，关于普洱茶的“神奇功效”、“存储时间越长越珍贵”等等概念开始变得家喻户晓。普洱茶就这样变成了贵族，它本来是为东亚南地区那些每天中午去茶楼喝茶的阿伯准备的一种温和的饮品，在茶叶的历史上，它也算是名茶之一种，但是从来没有进入过前8名。

　　在炒作的整个环节中，没有消费者的存在，那些不幸处在最后环节的人充当了消费者。在权威人士的指导下，我们对许多物什产生了崇拜心理，这主要集中在茶叶、酒、玉石以及艺术品上。在宠物热炒风潮中，甚至还包括人们家中的贵族犬。这些被狠狠地炒作过的，被打上了价格标签的物品，从此脱离了消费品的低级趣味，成为高贵的“收藏品”。

　　然后，热爱他们的普通人也变成了这些物事的奴隶。在2000年以前，普通的云南人每天都喝这种茶叶。但是今天，即使普洱茶风潮已经落潮，但再也不能从朋友那里喝到5年以上的陈普洱，许多人家的书架上堆满了各种包装的普洱茶，并计算着它变成黄金的年份。

　　在一次次的概念炒作后，红木家具彻底把它的拥有者变成了收藏的奴隶，人们在相互炫耀着自家圈椅所用木料的珍贵，如今多少行情，但许多人既分不清这是仿明还是仿清，也从来不知道怎么欣赏和描述它的特征。人们一而再地买下大量并不实用的红木家具，并不顾家中因此变得拥挤和不便。

　　“ChineseOnly”的标签，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上。2006年底，北京红木第一楼和紫檀第一楼相继贴出“ChineseOnly”(国人专购)的标签，宣布黄花梨木、紫檀木、乌木和老鸡翅木类家具停止对外国人销售。这一与现实中到处可见的“专供外国人”对比强烈的标签，轰动了京城。

　　实际上，“ChineseOnly”几乎就是一个噱头，虽然商家解释的原因是，国家规定这东西不能出口。2006年11月，由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了《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规定从11月22日起执行，其中红木家具也在列其中。但目录中也指出，上述木制品使用进口木材的除外。

　　此外，2006年，中国发布《中国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规定黄花梨木、紫檀木、乌木、老鸡翅木家具，不论年代，一律不准出口。但这个标准同时规定，在缴税之后，这些限制出口的家具作为普通私人用品，是可带出国境的。也就是说，这东西外国人在中国是可以买，可以带走的。

　　不管这是不是一个炒作，这个标签却是红木家具的典型生存写照。在今天，中国内地是全世界红木家具价格最高的地区。在2000年以前，红木家具商人还在努力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那里销售红木家具，但是，2000年以后，他们利用同样的渠道，从海外以当年售价的3-5倍回收那些由他们一手销售出去的红木家具，然后再卖到内地。而按照家具制作的欧洲标准，这些珍稀树种的硬度超标，是不合格的家具制作原料。它就和欧洲喜欢的藏羚茸披肩一样，完全是一种因为稀罕而导致的收藏癖。

　　今天的红木，是被打标签打得极其严重的一种商品，有一批这样的权威人士，他们在喋喋不休地教导我们，只有印度紫檀才是有价值的紫檀，只有用这种紫檀做出来的家具才是最正宗的红木家具，这样的家具在过去增值多少倍，在将来价格会变成黄金的多少倍。

　　而身为传统家具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陈宝光，已经厌倦了别人询问他“最近买红木会不会有风险”，他说，普通人要买红木，最好是抱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别指望着从这里面赚钱。“如果你要买它，最好你真的喜欢它，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你才能看到它无限的魅力，而不仅仅是它的财富价值，你也不会因为它的价格起落而七上八下，真要那样，那还不如直接去买股票呢。”